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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建議以可利用野生動物名錄取代現行重點保護名錄

媒體:原創  作者:陶思明
專業號:陶思明
2020/2/28 14:25:50

陶思明

據“十年禁漁: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大舉措”(學習時報 ,2020.2.26)一文介紹,現“長江流域瀕危魚類物種達到92種,瀕危物種接近300種”。怎么改善呢,作者所提對策中有一條是:“樹立?場域′概念,將長江流域作為一個生態整體,狠抓流域保護。除了突出長江?水域′的禁與護,關鍵是要抓住破壞長江流域生態的根源。”“一手抓?水域′一手抓?岸域′。”包括加強污染物排放及航道、碼頭、橋梁等交通設施建設的監督管理,禁止在長江干支流岸線一公里范圍內新建、擴建化工園區和化工項目,打擊非法采砂活動等。這個“場域”概念及其內涵,強調保護的整體性,反映了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就地保護長江水生生物多樣性,從而改善瀕危魚類生存環境達成保護的迫切需要。長江要搞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意涵,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也都具有“場域”性特征,要求以場域為基礎,這符合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相互依存、普遍聯系的觀點。各種生物種內、種間及與無機環境間是有機整體,也即生命共同體,每一部分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時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生境鏈、食物網、生物金字塔等科學概念,無不反映了物物相關、普遍聯系的特征。這要求保護必須是整體性的,只要整個生命支持系統好,個別物種就差不了。

然而,現實中我們又是怎么保護的呢?在2020年2月27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農業農村部有關負責人提到,水生野生動物分為兩類,一類是珍貴、瀕危的水生野生動物,適用于《野生動物保護法》,具體保護工作概括為“針對長江江豚、中華鱘、中華白海豚、斑海豹等旗艦物種,我們出臺了7個專門的保護行動計劃,構建系統的保護網絡。”不言而喻,另一類便是適用于規范權屬、生產秩序、增殖和養護漁業資源的《漁業法》的水生野生動物,種屬多但保護較弱或沒有保護。不說依法規定適用于《漁業法》的這些物種如何加強保護,就前一類入列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的珍貴、瀕危水生野生動物的保護方式看,為應對長江水生生物越來越多步入瀕危行列的局面,可能還得制定更多專門的保護行動計劃,以便構建陣容強大的保護行動計劃網絡。這完全有可能,在有關部門2020年1月14日舉辦的長江珍稀瀕危水生生物保護現狀與對策研討會上,此前以論文形式宣布白鱘滅絕引發關注的相關專家,已提出要重點關注多年未見的鰣魚、鯮魚,停止自然繁殖的中華鱘、長江鱘、胭脂魚和關鍵棲息地也受到嚴重威脅的圓口銅魚、川陜哲羅蛙、大鯢等物種,各個研究方向的專家也都可以提出一份需要重點關注的名單來,而按物種逐一編制專門的保護行動計劃,通常會作為是否給予重點關注的顯性標志。

陸生野生動物的瀕危情況也差不多,除野豬等極少數物種種群數量在個別地方有些多、受影響群眾意見比較大以外,絕大多數物種的可持續生存前景都不太好。重點物種保護方式上也跟水生生物相似,此前已經實施過陣容豪華的大熊貓、朱鹮、老虎、藏羚羊、金絲猴、揚子鱷、大象、長臂猿、麝、普氏原羚、野生鹿類、鶴類、雉類等15個野生動植物拯救工程,配套措施包括新建一批野生動物馴養繁育中心等。依據加強保護的形勢和據實調整加長的重點保護物種名錄,再分別制定若干拯救工程也順理成章。如此,針對國家重點保護水陸野生動物,將會形成幾百到上千個保護行動計劃和拯救工程,當然不僅是書面的,也會有一定落實。不過,盡管這計劃那工程大有全覆蓋之勢,但依物種分門別類實施保護的可行性怎么樣,和“場域”保護概念比起來,哪個更具保護性和保護力,是非常值得考慮的問題。

實際上,這種有異于“場域”整體性保護而偏好單個物種的保護計劃或拯救工程,促使一個物種又一個物種的單挑式保護大行其道,不是什么新發明,而是《野生動物保護法》實行“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的產物,如果說以前就有,那便是通過立法將其固化了。它鼓勵大家違反生命共同體、食物鏈網等自然生態規律,不是基于區域生物多樣性的整體性保護,而是揀所謂重要的、有益的物種單獨保護,在實踐中具有普遍性。但是否就解除了這些物種瀕?,F狀或對癥下藥解決它們可持續生存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或有助于問題的解決呢,從結果看很難得出這樣的結論,相反有許多負作用。

如促使人們在保護上走捷徑,不是以問題為導向,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著力于恢復區域生態環境的良好性,在保護區域生物多樣性中實現珍稀瀕危物種種群數量的恢復性增長,而是挑三揀四搞特定對象的一對一保護,直接以靶標物種生命體為工作對象進行人工馴養繁育,甚至從原生分布區析出單一物種遷往它處搞保護,試圖為重點保護物種人為增加或野外普查發現更多個體數量的同時,干擾其所在生態系統,裂解食物鏈,以“野生”變“家養”再“家養”變“野生”復雜保護流程,近距離脅迫、反復折騰野生動物等。其結果,沒有納入保護名錄的野生動物自動失去保護,納入名錄的國家重點保護物種本身,也沒有從這種保護中得到什么好處,實際收益非常有限。如有的物種更趨瀕危,有的被直接保護者宣布滅絕或功能性滅絕,有的雖建立了人工種群但以消耗野生種群為代價,有的犧牲野外親體搞人工繁育放流苗種無數卻大多不見了蹤影,有的物種經歷重點保護后生存方式、生態習性被改變,自由的不自由了,遷徙的不遷徙了,構成保護性干擾甚至深具破壞性。還容易滋生公共衛生不安全因素,因為這些保護流程差不多都需要和野生動物親密接觸才可完成。

而且,極易形成事實上也已經形成明星物種及其保護示范效應,將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及其生動的保護實踐引向極少數明星物種的保護,熱衷于明星物種種群數量短期內變化的數字式保護,明星物種的人工馴養繁育、遷地保護、野化放歸、野外救護等,經常性占據保護的中心位置,過多擠占媒體宣傳、社會關注、經費投入等保護資源,誤導社會大眾以為這些明星物種的保護,對其進行人工馴養繁育、“家養”與“野生”互變等,就是野生動物的保護,所獲贊美之聲和野外大面上的保護比起來,從來都是自領風騷、獨占鰲頭的。然而,裂解生態系統分別進行單一物種的保護,并不存在以點代面、一好全好的問題,而且連“一好”也不具真正好的事實。保護野生動物,更不是要把野生動物變為家養動物。由此,野生動物保護實行重點物種名錄制,潛藏著放棄價值追求、保護高碳低效和絕大多數物種失去保護的風險,后者在同場新聞發布會上得到了幾個部門的共同證實。

如在回答“野生動物從捕獵、出售、購買、運輸、利用存在一條黑色產業鏈,有人認為這與打擊野生動物違法犯罪行為普遍太輕有關”的提問時,公安部有關負責人說,2020年2月2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出臺前,“根據現行《刑法》和《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公安機關主要是依法打擊涉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野生動物犯罪。”這意味著大量獵捕、販賣野生動物的活動,根本就沒有違法,當然談不上打擊了。如有研究認為,我國130多種蝙蝠和5種旱獺沒有任何一種上榜國家重點保護名錄或“三有”名錄,“而這兩個類群正是2003年SARS和2019年的鼠疫及冠狀病毒的主要攜帶者”(韓雪松等,2020)。在回答“多年來林草部門會同公安、市場監管等部門多次開展打擊行動,但是濫食和非法交易野生動物的現象屢禁不止,請問屢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的提問時,國家林草局有關負責人更是證實了前述說法,即“我國野生動物種類繁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出臺前,也還有不少野生動物沒有納入到管理范圍,成為執法工作的一大障礙。”國家有計劃的野生動物保護工作已持續多年,全社會都對《野生動物保護法》寄予厚望,卻有許多物種不在依法保護和利用管控之列,聽起來很有些匪夷所思。

從生命共同體理論和食物鏈網關系出發,所有的野生動物應該都在保護之列,高等的、低等的,水生的、陸生的,珍稀的、普通的都要保護,不僅保護野生動物,還要保護野生植物,保護土壤微生物、底棲生物等,因為沒有初級生產力,就沒有高級消費者,沒有植物,就沒有食草動物,沒有食草動物就沒有食肉動物,這是一個生命的金字塔,光要塔尖不要塔底的保護是不存在的。而且從技術上看,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的保護,其效能自然而然惠益于區域生物多樣性整體,并不能區分三六九等排除哪一種野生動物令其回避保護,就是那些不瀕危而仍然興旺的物種,其種群數量平衡與否,也只能靠維護更健康的生態系統提振自然力實現自平衡,如果人著急頂多只能通過額外措施協助控制平衡。同時,也無法靠給某個瀕危物種貼上重點保護的標簽,就能使其得到特別拔擢、鶴立雞群。大家都說長江江豚保護級別低,列舉了未能升高保護級別的很多情形,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在全國兩會上沒有少呼吁,似乎只要長江江豚列入一級重點保護名錄,面臨的各種人類活動威脅就可迎刃而解。殊不知同樣為長江物種的白鱀豚,一直享有國家一級重點保護的地位,卻歷經不同于就地整體性保護的單一物種的特別保護而滅絕或功能性滅絕了,如果持和白鱀豚同樣的保護思路,就是把長江江豚升為特級保護、國際級保護物種,也不會管用。

那么,怎樣解決舉野生動物保護不足、利用有余,或野外保護路徑使野生動物難能受益反受其害的亂象呢?為貫徹落實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有關主管部門給出的工作思路是,加快調整“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國家保護的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積極擴展保護管理范圍等。這也是近一兩個月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強化野生動物保護和利用管理的討論中,見諸于各種媒體的有可能繼續影響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的主流觀點,即增補保護物種、提升保護級別等。然而,不分野外保護和管控利用兩個方向的工作特點,統統實行重點保護名錄制真的就那么好、那么符合工作預期、那么重要,我們真要通過修法不斷加長國家、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和“三有”名錄,就算不顧及對野外保護的嚴重影響,在利用監管中把按生存現狀應該全部列入各種保護名錄的數千種野生動物也一一過堂不可,其意義究竟何在!

比較起來,野生動物名錄制真正發揮作用的地方,是在管控利用上,就是那些物種社會有利用需求,資源狀況允許何種程度的利用等,需要通過名錄進行管控,實際意義很大,可以說是管控利用的關鍵抓手而不可或缺。有利用需求和可利用的野生動物畢竟是少數,全面禁食陸生野生動物后更少了,實行可利用野生動物名錄制便于群眾掌握和執法監管,超名錄范圍利用和不按名錄管控要求進行的利用,即為執法對象,簡便易行,還可以按照野生動物K對策和R對策、分布地域廣闊和狹小等情形,設定不同的處罰以求合理性等。但因為我們是野生動物“保護”與“利用”合一立法,首先想的是保護,設定了重點保護物種名錄等,相必也是要通過管控獵捕、交易、消費活動,從利用環節促成保護的。但隨之而來就有重點不重點、保護不保護的問題,而且很容易用于野外保護,影響科學保護的副作用明顯。

鑒此,建議有關部門、專家不忘保護初心和保護價值追求,全面審視野生動物保護現狀,權衡國家重點保護物種名錄制的利弊得失,換個思路看問題,在有關修法中以可利用野生動物名錄取代現行重點保護等名錄,以求野外保護不設名錄制。這能從立法上避免野生動物保護遺漏,防止把加強保護訴求寄托在重點保護物種擴容上,更可引導人們在積極構建各種“場域”性人與自然更和諧關系上實現野生動物的保護。這種保護,是遵循物種平等和生態價值同等原則的區域生物多樣性整體性保護;是以管控減免有威脅的人類活動為主戰場,不斷降低資源利用、開發建設、生產運行、興利除弊等經濟活動影響水平的保護;是以生態系統方式保護生態系統恢復生境的良好性,以野生動物自然對策保護野生動物提升其種群活力的保護;是野生動物大家庭實際也是生物多樣性大家庭各成員要素,攜手相助共同走向欣欣向榮一個也不人為掉隊的保護,和利用方向的名錄式管控形成合力,必能開創野生動物保護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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